王锡彤（1865—1938），字筱汀，汲水镇沿淀街人。他自幼勤奋好学，19岁获县试第一名，后又获府试第二，院试第三名。1887年考入开封大梁书院，二年后开始教书。他出身拔贡，却不愿做官。袁世凯再起后，曾当面让他任河南省总督，他婉辞不就。后袁屡欲委其重任，他都婉言谢绝。一生除教书育人，兴办慈善事业，着书立说外，把主要精力致力于民族实业。他从一介布衣，进入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周学熙资本集团，成为周学熙、王筱汀、陈一甫、孙多森、李希明、袁世凯六大家族成员组成的董监会核心人物之一。在周学熙先后两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期间，王筱汀独任北京自来水公司部经理，天津启新洋灰公司董事，南洋铁路维持会理事长，华新纺织总公司董事，中国实业家协会副会长等职。

        20世纪初，王筱汀从经营水泥、煤炭等重工业开始后，又转向轻纺工业和金融保险业，逐步形成一个包括水泥、煤炭、纺织、机器制造、自来水、玻璃制品、金融保险等多种部门的综合性资本集团。成为发展近代民族工商实业，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“商战”的一支重要力量。

        青年时代的王筱汀，从事教书生涯，先后主讲于卫辉经正书舍、禹州三峰实业学堂等处，耳听目睹帝国主义以矿山、工业、银行、兴建铁路等，进行企业投资，不仅压榨中国劳动人民，掠夺国家资源，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。王筱汀悲愤交集，激愤对学子说：“我君可欺，而我民不可欺！”（《河朔前尘》）。在讲堂上，他给学生灌输雪耻救国的思想，要求学生“首先立志救国，其次明礼知学和持之以恒”（《王筱汀年谱》）。光绪三十一年他应禹州聘，主讲三峰实业学堂，并参与管理三峰矿务公司。这是他以教学带经济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进行实业救国之举。王筱汀边习教，边实业，将东、西两峰煤矿据理力争从外国人手中争回，惨淡经营，四年中矿利大盈，公司设立银号，筱汀组织修筑洛潼铁路，该工程因山路崎岖，施工相当不易。他以“路存国存，路亡国亡”为号召，亲赴北京购机器，赴开封议章程，赴禹州，滑县劝募股金，克服种种困难，使工程早日峻工，显示了他实业救国的热心和才干。

        王筱汀真正实现实业救国的宏图大志，是在与袁世凯结交以后为重要转折。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六月，他赴彰德去见袁世凯，随袁赴北京会晤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周学熙，中国银行总栽孙多森。九月，北京自来水公司开股东会，王筱汀被选为董事。他还和孙多森先后赴栾州、开平视察煤矿，到唐山视察启新洋灰公司，熟悉北洋集团的实业情况。次年7月，周学熙委王筱汀以各种重任。王筱汀依靠北洋政府官僚政权，成为周学熙资本集团的核心人物。他利用官僚权贵、军阀政客，度过了企业中的一个个难关。无论在积累资本，企业开发，发展工商业市场，开发原料来源，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等方面，都显示了很大的优势。

        周学熙资本集团有三个骨干企业，即启新洋灰公司，滦州矿务公司、华新纺织公司。水泥工业是近代民族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。当时，全国只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和湖北水泥厂两家。1909年湖北水泥厂因经营不善连续三年共借日本三菱公司白银72万两（《启新档案》卷67号）。结此，王筱汀深为不安。为不使湖北厂落入外国人之手，他于1914年以“华丰实业社”的名义借款给湖北厂140万两白银。湖北厂易名“华记湖北水泥公司”。1924年后，在华外厂水泥生产猛增，国家水泥厂家均无足够力量与外国资本竞争。为挽救这一局面，启新水泥公司与华商上海水泥公司正式订立卡特尔式联营协定，即分割国内市场，确定水泥价格，在市场供不应求时，两公司共同涨价，反之共同降价。结果，以优势地位控制水泥市场，使日商连连叫苦。河南卫辉华新纱厂是王筱汀颇费周折而兴建起的一座现代化纺纱厂。1918年兴华资本集团开董事会，决议创办唐山、卫辉纱洋灰公司集股较易，卫辉距天津千里之外，许多人不知其地在何处，集股甚难。王筱汀再三审酌：“卫辉乡里纱厂，虽不获利，亦于桑梓有益。况纱厂正在勃兴之始，卫辉收花较易，售纱也不难，倘非倡认巨股，恐成立无期，此机将失。”遂慨然自认2000股10万元。1919年8月31日，兴华资本集团开董事会，推王筱汀、徐友梅分别为唐、卫两厂专务董事。王筱汀兼任卫辉纱厂筹办员。同年秋天，王筱汀回卫辉堪察厂址，并取行地方官员的支持，年底即始动工，于1921年9月建成投产，成为豫北最大纺纱厂。王筱汀60岁以后，陆续辞去在北洋派实业界所担任的一切职务，蜗居天津。杜门谢客，潜心研读中外史籍，著书立说，撰写付梓2000余万字的文史著述，为增补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。他有一首给老友张馨庵的和诗：“我车驽骀最下乘，一生低首拜江陵。蜗居枉驾承青睐，燕喜随公荫绿藤。眼倦归去翻逸隼，心悲浊世聚飞蝇。河山破碎家何在，虎尾残年履薄冰。”表明了依依离别实业界和忧国忧民的心情。王筱汀为民族实业奋斗了一生，晚年所看到了却是一幅列强入侵，满目疮痍，祖国锦绣河山变为焦土的悲惨图画。